热点资讯毛主席为何说“不要打倒吴法宪”？
1967年的初春，为避造反派之嫌，我依旧寄居于京西宾馆之中。一月初的一个午后，我意外接到了叶群的来电，她要求我立刻前往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与她一同会见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五位成员。
我对刘素媛、邵锦辉等几位人物颇为熟悉。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每周六夜晚，中央办公厅都会在中南海举办舞会。我们空政文工团长期负责舞会的伴舞工作，参与人员均需经过严格的审查与挑选，刘素媛与邵锦辉便是那些被选中担任伴舞的成员之一。
在彼时，刘素媛等同仁在空政文工团的地位尤为显赫，她们频繁出入中南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舞。她们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敬意。毛主席亦视她们如亲子，常通过她们了解基层单位及社会动态。
对于叶群为何突然联络我，相约一同见面，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疑惑。挂断电话后，我随即乘车前往空军招待所。不久，叶群以及刘素媛、邵锦辉等人也陆续抵达。
起初，刘素媛向我与叶群详细介绍了空政文工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她透露，自“文革”爆发起，文工团便分裂为两大阵营，她们所属的一方坚定支持我和余立金，以及空军党委。而另一方则持相反立场，意图推翻我和余立金。目前，她们这一方仅剩五人，沦为少数派，日常遭受另一方无休止的围攻，甚至被禁止返回团部，处境异常艰难。在走投无路之际，她们不得不向毛主席寻求援助。
一见到毛主席，刘素媛便失声痛哭。毛主席关切地询问缘由，她便向毛主席娓娓道来空政文工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以及她们在团内所经历的种种困境。
在交谈过程中，刘素媛意欲确认自己观点的准确性，遂向毛主席询问对于吴法宪应当持有的何种立场。毛主席回应道：“吴法宪尽管可以受到炮火和烈火的洗礼，但绝不能被彻底打倒。”
毛主席特地向叶群寄去了一封亲笔信，其中恳请叶群设法提供支持给刘素媛的团队。这封信是由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亲手递交给叶群的。叶群在收到信件后，即刻召集了我以及刘素媛等一众人员，商讨对策。
听闻刘素媛的这一席话，我心中喜悦无比。毛主席的明确表态，让我倍感安心。在谈话的最后，刘素媛向我们提出，希望我“挺身而出”后，能够坚定地支持她们。对此，我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我与叶群均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力以赴，助力空政文工团扭转现状。
继而，林豆豆率先行动，在《空军报》社发起宣传，宣称刘素媛等人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经过一番努力，空政文工团内部支持刘素媛的成员逐渐增多。随后，刘素媛等人亦公开发声，表示得到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坚定支持。
在短暂的时间内，空政文工团的局势急转直下。刘素媛迅速崛起，成为多数派的领导者，并成功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随即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与邵锦辉分别担任革委会的正副主任。得益于她们能够频繁前往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并接受指示，她们在空军中声名鹊起，被誉为“刘司令”和“邵政委”。
在会见了刘素媛等一众人士后，我多次致电林彪，表达了我的担忧：空军日常有众多飞机在空中巡逻，而空军领导层却频繁出现混乱现象。如此状况，我无法正常履职，一旦发生意外，究竟由谁来承担后果？长此以往，若飞机失踪、坠毁，或是敌机入侵，这一切责任我无法承担。
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已有明示，对吴法宪虽可施以炮轰、火烧之策，但绝不可致其倒台。空军之飞机，以及机关运作，皆不可出现任何问题，更不能陷入混乱，务必保障他们拥有一个安宁的工作氛围。”
江青提出：“吴法宪可予保全，不过需撰写一份高质量的检讨书。”叶群受命将此意转告于我，并宽慰道：“只需完成检讨，便能顺利过关。”循此指导，我依照江青的要求，撰写了一份检讨书呈交予她。她审阅后表示：“尚可，便如此定夺吧。”
日复一日，我穿梭于京西宾馆、西郊机场以及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认真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并共同商讨决策相关措施。彼时，我的信念坚定：绝不容许部队与飞行学校陷入混乱，务必确保其高度稳定，严加防范飞机逃逸及敌机侵犯。
恰逢其时，1967年1月13日，台湾国民党空军出动五架飞机，据推测为美制F-104型战斗机，执行侦察任务，沿福建海域飞行，并有进入我国大陆的迹象。接到这一紧急报告后，我即刻赶赴指挥所，下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设备全部启动，严密监控敌方动向。与此同时，我命令福州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可能遭遇台湾国民党军飞机的区域内的飞行和高炮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的海域突然转向，径直向大陆飞来。我闻讯后，即刻下令航空兵XX师出动X批次X架次飞机迎战，并要求其他部队做好拦截部署，以防敌机逃脱。飞行员们果敢行动，迅速展开了对头拦截，一举击落一架敌机，立下了赫赫战功。随后，部队发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经确认，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确实，此次战役的胜利实属来之不易。在那时，国家局势动荡不安，空军领导机构遭受造反派长时间的围攻，处境异常艰难。然而，空军机关及全体部队同志依然坚守岗位，保持着严阵以待的战备状态，协调行动，确保了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这才确保了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这充分展现了空军全体指战员的责任感和觉悟。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空军积极开展国土防空作战，屡次击落、击伤敌方飞机。具体战果包括：1966年4月，在雷州半岛成功击落一架A—3B攻击机；同年5月，在云南马关地区击伤一架RB-66型侦察机；9月，在广西东兴和友谊关击伤两架F-105型战斗机；1967年4月，在广西板兴击落两架F-4B战斗机；5月，在广西峒中再次击落两架F-4B战斗机；8月，在广西隘店击落两架A-6A攻击机。（这三次在广西的激战，后世将其誉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成功击落了一架U-2侦察机。与此同时，我们还成功拦截并击毁了9架美国无人驾驶飞机。
根据数据统计，在1966年至1971年间的数年间，我国成功击落和击伤入侵我国领空的敌机超过二十架，而我方仅有一架战机受损。
自“文化大革命”落幕以来，关于击落、击伤敌机以及飞机跑道事故等重大事件的详情，我便无从得知。然而，在此，我仍需强调：即便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我犯下了种种严重错误，但在空军机关、部队及全体空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下，我们共克时艰，成功保障了战备、防空作战以及“三支两军”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些辉煌成就不容忽视，值得铭记。
在1967年1月13日，福建上空成功击落敌机的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向林彪、周恩来和叶剑英做了汇报。该消息传至中央，江青便决定借此良机为我提供庇护。
正值成功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傍晚，叶群派遣其秘书郭连凯至西郊机场寻我。郭连凯告知我：“江青已作决断，今夜将于人民大会堂接待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并将恢复你的正常工作。然而，须当心揭露刘震、成钧与何廷一。”他进一步解释道，刘震与成钧之被点名为批判对象，乃林彪之旨意；而何廷一则由江青提出。
郭连凯补充道，叶群命他转告我此事，以便我能有所心理准备。她要求我简要列举刘、成、何三位同志的错误之处，供江青同志在发言时参考。我随即遵照郭连凯传达的叶群之意，草拟了几点简要的错误描述，并交由他转呈。
当晚，江青与关锋会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遗憾的是，我并未身处现场。翌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位秘书将江青的讲话内容转述给了我。
在讲话中，江青对空军部队成功击落敌机的英勇战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提到了刘震、成钧、何廷一三位将领。她强调道：“空军战友们，你们的斗争目标存在偏差，不应针对吴法宪，而应将目光转向刘、成、何三人，他们才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在空军内部，他们暗中策划，意图通过罢官夺权来实现自己的私欲。”
翌日，江青的发言刚过，揭露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巨幅标语和大字报便迅速遍布空军大院，甚至蔓延至北京的街头巷尾。江青寥寥数语，刘震等人便遭受了覆灭的命运。
纵然江青曾承诺保全我，我却依然无法获释，这全因我的检讨未能获得造反派的认可。他们坚持：“吴法宪还需进一步反省。”于是，我在空军大院接连进行了三次检讨。每次参与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师生，人数都逾两千。在这三次批斗中，我被要求持续站立，不得落座。直至体力不支，我才被允许坐在地上。
历经三次检讨，我终于顺利通过了考验。随后，空司和空政的诸多机关干部以及造反派的领导们，陆续来到京西宾馆与我商讨工作事宜。在他们的努力下，半个多月后，大约是3月15日，空司的“红尖兵”和空政的“红愚公”两个造反派组织共同发起，于营建礼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大会，旨在热烈欢迎我重返空军大院，主持相关工作。自此，那些日复一日的揪斗和斗争便告一段落。
另外，有一桩事我亦有必要在此提及，即成钧被捕之事。此事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我深感愧疚于成钧的一件憾事。
事情是这样的：自江青点名将刘震、成钧、何廷一置于一边后，成钧曾撰写了一份检讨书。尽管篇幅不长，但这份检讨却真实地揭示了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在检讨中，成钧指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宗派主义的斗争，它涉及一方面军对二、四方面军的整治，以及四野对一、二、三野的整顿。
成钧的检讨书递交之后，我阅毕便与余立金商议，决定联名将此检讨转呈林彪。林彪随即转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又批阅后交由中央常委及中央文革委员会传阅。由此，成钧的检讨书便落入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人的手中。
康生审阅完毕，挥笔批注，篇幅亦颇长。他指出：“检讨书中某些言论实属反动，譬如将文革定性为宗派斗争，这无疑是对文革的污名化，是以检讨之名行放毒之实。此人明显为反革命分子，理应逮捕。”（此为批示的核心大意，原件当时由我委托空军党办复印，存档于空司档案室）。康生当时身为中央常委，其如此批示，局势顿时严峻。文件随后转呈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等人审阅，他们均画圈予以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手持毛、林、周联名签署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来到京西宾馆寻我商讨对策。我审视一番，见事情已至无法挽回的地步，遂对余立金言道：“已无他法，唯有遵命行事。但建议你将文件转交给成钧，让他亲自过目。”正是这一纸批示，使得成钧被囚禁了数年之久。
反思当时的决定，我确实不该与余立金一同将成钧的检讨书提交上去。若当时我们没有提交，康生的批示自然无从谈起，这起事件便可能避免。经过成钧这次的经历，往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将不再上报。
空军院校的师生直至1967年夏季才得以陆续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至此，空军领导机关终显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