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布下四道笼子,自认能锁住十头猛虎,岂料最终竟困死了自己
一个皇帝,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把自己亲手建立的太平盛世,彻底葬送?
答案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给他一套他自己认为完美无缺的制度就够了。
这事儿的主角,就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当他白发苍苍,逃出长安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恐怕不是自己有多昏庸,而是自己当年那些精妙绝伦的设计,怎么就把自己给逼上了绝路。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李隆基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狠角色。
他从宫廷政变的血雨腥风里杀出来,坐上皇位,面对的是一个大得没边的帝国。
可问题也来了,边疆天天打仗,从首都调兵去几千里外的边境线,人还没到,仗都打完了。
老一套的府兵制,就是农民当兵,农闲训练,农忙回家种地那套,早就不灵了。
于是,李隆基大笔一挥,搞了个大动作——“节度使制度”。
简单说,就是在边疆划了十个大军区,每个军区的头儿叫“节度使”。
这些人权力大得吓人,自己招兵、自己管钱、自己决定打不打仗。
这么一来,边防效率“嗖”地一下就上去了,大唐的军队所向披靡。
但李隆基是谁?
他是玩弄权力的高手。
他能不知道这等于是在自己家门口养了十头老虎?
所以,他给这十头老虎,精心准备了四道自以为牢不可破的“笼子”。
第一道“笼子”,叫“感情牌”。
他用的节度使,要么是跟他出生入死过的老伙计,要么是他一手从底层提拔上来的心腹。
他对这些人是又给官又给钱,时不时还叫到宫里来吃顿饭,聊聊家常,把君臣关系处得跟兄弟一样。
安禄山早期就是这么被他感动的,把他当亲爹一样看待,忠心耿耿。
第二道“笼子”,叫“胡萝卜”。
节度使在边疆干得再牛,也只是个地方大员。
李隆基给他们画了个更大的饼:只要你在边疆立下大功,将来就有机会调回长安当宰相。
这叫“出将入相”,是当时所有武将的终极梦想。
有了这个盼头,谁还会想着在边疆那穷地方搞事情?
都拼了命地想在皇帝面前表现,好早日衣锦还乡。
第三道“笼子”,叫“分而治之”。
规矩定得很死,一个节度使,最多只能管一个军区的兵马。
这样一来,就算谁有歪心思,手里的兵力也有限,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
第四道“笼子”,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叫“实力制衡”。
十个军区,实力都差不多,你盯着我,我防着你,互相牵制。
谁要是敢造反,都不用中央出马,旁边的几个兄弟军区就能把他给灭了。
这套系统,理论上简直完美。
靠着这四道笼子,李隆基高枕无忧地当了几十年的太平天子,享受着“开元盛世”的荣光。
他每天在华清宫里听着小曲儿,看着杨贵妃跳舞,觉得天下尽在掌握。
他没想到,他亲手打造的这些笼子,正在一个一个地生锈、断裂。
到了天宝年间,情况急转直下。
先是那根“胡萝卜”没了。
李隆基年纪大了,懒得管事,朝廷大权落到了宰相李林甫和后来的杨国忠手里。
这两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最怕的就是那些战功赫赫的边疆大将回来抢饭碗。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地堵死了“出将入相”这条路。
安禄山这种野心家一看,好家伙,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那我还能干嘛?
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使劲刨,把军区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了。
接着,“分而治之”的笼子也破了。
东北边的契丹人越来越能打,一个军区顶不住了。
李隆基没办法,只能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让最能打的安禄山一个人同时管着平卢、范阳、河东三个军区。
这下可好,安禄山手里一下子攥住了大唐最精锐的近二十万边防军,占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
一头老虎,变成了三头老虎那么大。
这时候,“感情牌”也靠不住了。
李隆基还沉浸在安禄山管他叫“爸爸”的温情里,安禄山却已经把皇帝的信任当成了自己最好的伪装。
他当着皇帝的面,装得像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子,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地盘,就磨刀霍霍,准备反了。
最致命的是,最后那道“实力制衡”的笼子,也彻底垮了。
这些年大唐真是流年不利,西南边的军队跟南诏打了一仗,几乎全军覆没;西北边最能打的两支部队,远在万里之外的新疆,根本调不回来;剩下的几个军区,兵力都不是很强。
等到安禄山真的在范阳扯起反旗的时候,李隆基摊开地图一看,傻眼了。
他能立刻调动起来对抗安禄山的,只有区区几个军镇的兵力。
原先设想的“九打一”的完美局面,变成了一场实力悬殊的豪赌。
更要命的是,帝国从根子上已经烂了。
多年的太平,让土地都集中到了有钱人手里,无数农民没了地,成了流民。
长安城里是“朱门酒肉臭”,城外官道上是“路有冻死骨”。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安禄山打着“清君侧”,杀掉奸臣杨国忠的旗号南下,一路上,无数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把他当成了救星,扛起锄头就加入了叛军。
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场军事叛乱。
公元755年冬天,叛乱的烽火烧到了黄河边。
面对这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烂摊子,七十多岁的李隆基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也是最失败的一系列操作。
他的第一招,就是临阵斩杀大将。
他派了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去守潼关。
这俩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一看手下都是临时从长安城里招来的新兵蛋子,根本没法打硬仗,就决定坚守关隘,等援军。
这在军事上是完全正确的。
可监军的宦官却跑到李隆基那里告状,说他俩畏敌不前,还克扣军饷。
李隆基为什么信了?
因为在他这个皇帝看来,仗打得怎么样可以再商量,但军心动摇、贪污腐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必须用这两位名将的人头,来给全军上下一个警告:谁敢后退,谁敢不听话,这就是下场。
这不是军事判断,这是冷酷的政治手腕。
他的第二招,是逼着哥舒翰出关决战。
接替高仙芝的,是威名赫赫的老将哥舒翰。
他继续执行坚守潼关的策略,和叛军对峙。
几个月下来,形势对唐军越来越有利:各路援军都到了,哥舒翰手里有二十万大军;另一边,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已经抄了安禄山的老家,叛军后院起火。
只要再守一两个月,安禄山自己就得崩溃。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隆基却一天三道圣旨,逼着哥舒翰出关打决战。
他疯了吗?
他没疯。
此刻在他眼里,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关外的安禄山,而是关内的哥舒翰。
你想想,哥舒翰手里攥着全国最精锐的机动部队,跟安禄山就隔着一道关。
万一这俩人私下里联系上了,称兄道弟,联起手来掉头打长安,那大唐就真的一天之内完蛋了。
这种可能性,比打输一场仗要可怕一百倍。
在宰相杨国忠的不断挑唆下,李隆基的猜忌心达到了顶点。
他宁愿让哥舒翰出去跟安禄山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也绝对不能容忍一个新的、自己无法控制的“安禄山”在潼关成长起来。
他赌哥舒翰能赢,但他算错了一件事:哥舒翰输得那么快,输得那么惨。
哥舒翰兵败被俘,潼关失守,长安城门户大开。
李隆基的第三步,就是逃跑。
关中平原已经没有一支能打的部队了。
是留下来当个殉国之君,还是逃出去保留火种?
他选择了后者。
他逃往的四川,是当时全国少数几个富庶、安全、还有兵力的大后方。
这不是怕死,这是一个皇帝为了保住自己这个“最高政治符号”,为日后的反攻留下最后一点希望的理性选择。
从斩将,到逼战,再到出逃,李隆基走的每一步,背后都是皇帝式的冰冷算计。
他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在自己亲手设计的牌局上,做着他自认为风险最小的选择。
只是,他能算计人心,能算计权力,却算不到一个帝国的崩塌,从来都不是几个将领、几场战役就能决定的。
当他在马嵬驿的泥地里,被迫看着士兵杀掉杨国忠,赐死杨贵妃时,他才真正明白,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皇帝的绝对权威。
两年后,他以太上皇的身份回到长安,但长安城已经不再是他的长安。
他的儿子成了新皇帝,他被软禁在宫中,成了个孤苦伶仃的老人。
参考资料: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本纪第九·玄宗下》.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新唐书·本纪第五·玄宗》.
[宋] 司马光撰.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纪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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