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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儿子向毛主席寄倾诉信,主席5字回复,令其瞬间沉默

发布日期:2025-07-10 14:23    点击次数:80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参考来源:《赵一曼遗产仅一封信 遗憾未对儿子尽到教育责任》等历史资料

“宁儿,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在生命尽头,于开往刑场的列车上,用饱含眷恋与期望的笔触,给年幼的儿子留下这句遗言。

多年后,已成年的宁儿,陈掖贤,在生活中怀揣着母亲光环带来的荣耀,却也饱受现实种种困惑的煎熬。

带着对母亲理想中新中国的思索,他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寄信倾诉......

宁儿,大名陈掖贤。他的母亲,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1927 年,赵一曼怀着宁儿,却因革命工作需要,忍痛与丈夫陈达邦分别,从莫斯科回到国内。

1929 年 ,在湖北,赵一曼艰难地生下了宁儿。

小小的宁儿来到世间,还未好好感受母亲温暖的怀抱,便要随母亲踏上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

9 月,赵一曼带着襁褓中的宁儿在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

可仅仅3 个月后,叛徒的出卖让江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

在雪花飘飘的黑夜,赵一曼抱着宁儿拼命摆脱敌人追捕,一路艰辛地赶向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那时的他们身无分文,为了能继续前行,赵一曼甚至将丈夫陈达邦在莫斯科送给她的珍贵怀表抵押给船老板。

赵一曼在上海以抱孩子为掩护,为党中央做联络保卫工作。

在此期间,她通过四川老乡李一泯,找到了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

看着孩子跟着自己过着漂泊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赵一曼满心都是愧疚。

为了革命能早日成功,她狠下心来,决定将宁儿寄养在大伯陈岳云在武汉的家中。

离开宁儿之前,赵一曼和宁儿拍下了一张合影,并给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陈达邦寄去了一封充满思念的信。

1936 年,年仅 31 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

牺牲前,她为七岁的儿子留下了一封旷世遗书。

彼时,宁儿还懵懂无知,他不知道母亲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更不知道即将与母亲天人永隔。

新中国成立后,宁儿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渐长大。

他继承了母亲的聪慧,也承袭了那份深藏于血脉中的刚烈与执拗。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了解到母亲的事迹。他见过许多照片,听过无数关于母亲英勇事迹的报告。

在一场报告会上,讲述者眼含热泪,激动地描述着:“赵一曼同志在东北,面对日寇的残酷围剿,毫不畏惧。

她带领着游击队员们与敌人周旋,多次成功突围。

在一次战斗中,敌人将他们包围,情况万分危急,赵一曼同志骑着一匹白马,手持双枪,亲自冲锋陷阵,带领战士们杀出一条血路。

后来,她不幸被捕,日寇对她施以各种酷刑,可她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有吐露给敌人!”

台下的听众们被深深打动,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宁儿坐在人群中,心中却五味杂陈。

母亲是伟大的,是民族的骄傲,这一点,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可在这伟大和骄傲的光环之下,他作为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儿子,内心深处总有一块地方是空落落的。

他记得,有一次地方干部来慰问,那位干部紧紧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宁儿啊,你是英雄的后代,要继承你母亲的遗志,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这样的话,他已经听了无数遍。

“叔叔” 那时还年幼的他,“我母亲的遗志是什么?是希望我饿肚子,还是希望我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也只能把话咽下去?”

那位干部一下子愣住了,显然没料到这个孩子会如此“早慧” 且 “直接”。

他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耐心地解释道:“宁儿啊,你母亲的遗志,是希望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能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去努力。

现在咱们国家刚成立,还有很多困难,你要理解啊。”

宁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可心中的疑惑却并未完全消散。

家庭关系中,他是烈士遗孤,享受着国家给予的抚恤和照顾。

但在更广阔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现实中,他时常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

母亲的光环太耀眼,以至于人们常常忽略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和感受。

他渴望被理解,不仅仅是作为“赵一曼的儿子”,更是作为 “陈掖贤” 本身。

他有时会想,要是母亲还在身边,是不是就能明白他内心这些复杂的想法,能和他好好地聊一聊呢。

随着年龄渐长,宁儿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入学那天,系主任握着他的手说:“学校专门为你申请了助学金,这是党和国家对英雄后代的关怀。”

宁儿礼貌地点头致谢,却在心底默默记下:每月15 元的补助,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生活。

图书馆里,他总爱坐在角落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有次整理笔记时,邻座同学凑过来:“听说你母亲是赵一曼?”

宁儿抬头,看见对方眼里闪烁的好奇。“嗯。”

他简短回应,继续低头写字。同学压低声音:“那你是不是经常能见到领导?听说烈士子女有特别通道……”

宁儿突然合上书:“我和你们一样,都要自己排队打饭。”

食堂里的偏见更让他难以释怀。

1960 年的深秋,他端着搪瓷碗寻找空位,听见几个同学围坐议论:“赵一曼儿子享受特殊待遇,难怪天天啃窝窝头还能坚持学习。”

他停住脚步,碗里的白菜汤微微晃动。

“同志” 他走到桌前,“这是国家按标准发的助学金,我母亲牺牲时,最希望看到的是人人平等。”

说罢转身离开,身后传来窃窃私语:“这么较真,果然是烈士后代……”

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里,宁儿常陷入尴尬境地。

参观革命博物馆时,讲解员突然将他拉到赵一曼事迹展柜前:“同学们看,这就是陈掖贤同志的母亲!她在东北抗联的事迹可歌可泣……”

台下响起掌声,宁儿却感觉呼吸局促。

讲解结束后,有同学围上来:“你母亲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勉强挤出笑容:“英雄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更该关注当下的建设。”

生活中的反差不断冲击着他的认知。

有次放学路上,他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校园门口,几名衣着笔挺的学生从车上下来。

同班同学小王拍拍他肩膀:“那是高干子弟,听说他们宿舍都有暖气。”

宁儿望着远去的轿车,想起自己漏风的宿舍,轻声说:“革命不是为了特权,是为了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

课堂讨论时,宁儿总爱提出尖锐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路线” 课上,他举手发言:“教材说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但有些基层干部下乡,为什么还要单独开小灶?”

教室里瞬间安静,老师推了推眼镜:“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整体,我们要看到大方向是好的。”

宁儿坚持追问:“那这些个别现象,算不算背离了革命初心?”

课后,辅导员找他谈话:“年轻人要多关注积极面,不要过于理想化。”

对于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宁儿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思考。

他在日记中写道:“母亲牺牲时,面对的是真枪实弹的敌人;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侵蚀革命理想的‘软钉子’。”

每当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模范事迹,他既感动又担忧:“这些典型宣传,会不会变成新的形式主义?”

这些困惑与思考,如同沉重的石头,压在他年轻却炽热的心上。

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所学校工作。

报到当天,人事科长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宁儿啊,你可是咱们单位的‘金招牌’,以后得多给年轻人讲讲英雄故事。”

他攥着分配通知书,望着墙上“为人民服务” 的标语,暗暗发誓要在三尺讲台上践行母亲的遗志。

真正踏入工作场域,他才发现现实远比想象复杂。

职称评定时,教研室公示栏贴出的名单里,教学成果平平的张老师赫然在列,而勤勤恳恳批改作业到深夜的李老师却榜上无名。

课间休息时,老教师王淑华压低声音说:“小张是教育局刘处长的外甥,咱们这些没关系的……”

陈掖贤合上教案:“评定职称应该看教学实绩,这和亲属关系有什么关联?”

住房分配的矛盾更让他感到窒息。

学校宣布分配新建成的家属楼,名单上多是行政部门的领导,年轻教师连一间集体宿舍都难以分到。

陈掖贤找到后勤主任理论:“国家提倡艰苦奋斗,领导干部不是更应该带头让房给一线教师吗?”

对方推了推眼镜:“小陈,分配方案是集体研究决定的,要考虑老同志的实际困难。”

他据理力争:“李老师一家三口挤在 8 平米的仓库里,这算不算实际困难?”

与部门领导的冲突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爆发。

当时陈掖贤提出改进教学方法,增加社会实践环节,却遭到分管教学的赵主任反对:“现在的年轻人就爱标新立异,按部就班才不会出错。”

他当即反驳:“照本宣科能培养出建设国家的人才?教育不该是一潭死水!”

赵主任脸色阴沉下来:“小陈,你年轻,有冲劲是好事,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你是赵一曼同志的儿子,组织上对你是有期望的,不要辜负了这份期望。”

这句话像根钢针扎进陈掖贤心里。他猛地站起来:“我母亲牺牲,是为了打破特权、追求公平!如果现在连提意见都要被身份绑架,那她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会议室陷入死寂,只有窗外的蝉鸣声此起彼伏。

失望促使他拿起笔,开始给相关部门写信。

在写给教育局的信中,他详细列举职称评定中的问题,提出“建立匿名评审机制” 的建议。

给房管所的信里,他建议“按工龄与教学贡献分配住房”。

然而这些信件大多石沉大海,少数得到的回复不过是“已阅,将认真研究” 之类的套话。

深夜的宿舍里,陈掖贤常常对着母亲的照片发呆。

泛黄信纸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字句,在台灯下泛着微光。

他翻开《毛泽东选集》,读到“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时,突然抓起笔在扉页写下:“母亲,勤务员的标准,是否该由人民来衡量?”

经过反复思量,他终于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他写道:“您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但现在有些部门把群众监督当成耳边风。

我母亲牺牲时,坚信革命能带来一个公平的新中国,可如今……”

写到这里,窗外的月亮正攀上树梢,他对着月光举起信纸,仿佛看到母亲坚毅的目光穿透时空,与他对视。

北京胡同里的积雪还未消融。

陈掖贤租住的平房内,他将写废的第七稿信纸揉成团,扔进脚边的铁皮桶。

墙上贴着母亲赵一曼的照片,那双凝视远方的眼睛,仿佛在无声地鼓励他。

“宁儿,吃晚饭了。” 房东大娘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他应了一声,却未起身。

桌面上摊开着母亲的遗书复印件,“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句反复被他用红笔勾画。

“该怎么写,才能让毛主席听见一个普通青年的声音?”

他对着照片喃喃自语。想起参观革命博物馆时,讲解员那句“你要继承母亲荣光” 的话,又想起工作中那些避重就轻的官样回复,握笔的手渐渐收紧。

钢笔尖在信纸上沙沙作响:“主席,1936 年母亲牺牲时,东北抗联战士们吃树皮、睡雪窝,为的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中国。

可如今,有些单位的‘特殊待遇’,却让普通群众寒心……”

写到这里,他停顿片刻,窗外寒风呼啸,仿佛带着当年东北战场的硝烟。

隔壁传来孩童的哭闹声,让他想起自己未曾感受过的母爱。

“我这个‘英雄后代’,从小在集体生活中长大。人们总说要‘继承遗志’,但谁又问过我,赵一曼的儿子,内心真正的困惑?”

三天后,信件终于定稿。

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母亲牺牲前,给我留下唯一的照片。每次看到它,我都在想,若她能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否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誊抄时,他特意用了母亲当年在莫斯科求学时常用的蓝色墨水,那是从旧物市场淘来的老物件。

投递信件的那天,他站在中南海邮局的信箱前,身后排着几位寄信的老人。

“同志,这信真能送到毛主席手里?” 一位大爷问。“试试看吧。” 他将信封塞进信箱,金属碰撞声清脆而响亮。

中南海信件处理室里,年轻秘书小李戴着白手套,仔细分拣当天的来信。

当看到“赵一曼之子陈掖贤” 的落款时,他的手微微颤抖:“老张,你看这封信!”

“转给信访局吧。” 老张头也不抬地说。

“可这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写的!您还记得吗?1950 年电影《赵一曼》上映时,主席专门批示要宣传英雄事迹。”

小李翻开档案夹,找出当年的文件。

几位秘书围拢过来,展开讨论。

老秘书老王推了推眼镜:“主席常说‘群众来信是政治气象图’,这封信,怕是得原封不动送上去。”

深夜的菊香书屋,毛主席摘下老花镜。

案头堆着各省上报的文件,最上面那封贴着“赵一曼之子亲启” 字样的信件。

他拿起信封,仔细端详邮戳上的日期,仿佛能看见写信人伏案疾书的模样。

这已是他连续工作的第十七个小时,保健医生三次提醒休息,都被他笑着婉拒:“还有几个批注,处理完就睡。”

“主席,有您一封信。” 警卫员小张捧着牛皮纸信封疾步而入。

毛主席接过信封,目光在“陈掖贤” 三个字上稍作停留。

1957 年,他曾在《人民日报》上读过纪念赵一曼的文章。

拆信时,读到“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浴血奋战所追求的‘国’,是否就是孩儿今日所见的样子”,他突然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 1945 年的手稿。

泛黄纸页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的批注墨迹依然清晰。

“好!” 当看到 “若英雄泉下有知,目睹此情此景,又该作何感想” 时,毛主席重重拍了下桌案。

1939 年在延安,他也曾这样称赞萧军的直言:“讲真话的人,我们党需要!”

笑声穿透寂静的夜,惊醒了值班的秘书。

“这个宁儿,和他母亲一样敢揭盖子!” 毛主席摩挲着信纸,想起赵一曼就义前写下的 “未惜头颅新故国”,眼前浮现出白山黑水间那位女英雄的身影。

他踱步到地图前,喃喃道:“后代有这样的觉悟,一曼同志泉下该欣慰了。”

回到书桌前,毛主席铺开宣纸。

为黄继光母亲回信的场景涌上心头,那次他写了满满两页;给毛岸英妻子刘思齐的信,字字饱含温情。

此刻,他饱蘸浓墨,笔尖悬在半空良久,最终落下五个大字......

“盼共赴山海”。

墨迹未干时,他又想起在莫斯科大学对留学生说的“世界是你们的”。

窗外,中南海的湖水结着薄冰,他对着墨迹轻笑:“一曼同志,咱们的年轻人,脊梁骨硬着呢。”

"小吴,把 1950 年电影《赵一曼》的剧本找出来。"

毛主席突然对值班秘书说。牛皮纸剧本封面上,还留着他当年"向人民英雄赵一曼学习" 的批示手迹。

第37 场戏里,赵一曼抱着宁儿在雪地里躲避追捕的场景让他停顿良久,现实中,1930 年武汉码头,赵一曼正是在类似的风雪中,将襁褓中的宁儿托付给大伯陈岳云。

剧本旁的老照片里,年轻的母亲紧紧搂着孩子,眼神里既有革命者的坚毅,也有普通母亲的不舍。

"主席,陈掖贤同志的信要归档吗?"

秘书捧着信封问。毛主席摇摇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绸布包裹,里面是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遗物,还有黄继光母亲的来信。

"单独放," 他沉吟道,"这是英雄后代的心里话,得让后来人知道,革命理想的传承从来不是空话。"

窗外,警卫员正在扫雪,铁锹与地面的摩擦声,像极了宁儿信中写的"侵蚀革命理想的 ' 软钉子 '"。

三天后,陈掖贤收到中办寄来的牛皮纸信封时,正在批改学生作业。

1967 年的北京春寒料峭,他租住的平房漏着风,桌上的墨水瓶结着薄冰。

拆开信封的瞬间,那张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 抬头的信纸上,"盼共赴山海" 五个字让他指尖发抖。

这让他想起在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指着母亲的马鞍说:"你母亲当年骑着它,在白山黑水间杀出一条血路。"

此刻字迹里的力量,恰似那匹白马的铁蹄,踏碎了他心中积压多年的困惑。

"宁儿,有人找!" 房东大娘的喊声打断思绪。

门口站着两位穿中山装的同志,胸前别着"为人民服务" 的徽章。

"我们受组织委托,来听听你的想法。"

年长的同志递过一杯热水,"主席说,英雄后代不是符号,是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

陈掖贤望着窗外刚抽芽的柳树,突然想起母亲遗书中"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的字句,原来主席的五字回复,正是对母亲遗志最生动的诠释。

1936 年,黑龙江珠河的刑场上,赵一曼给七岁的宁儿写下遗书时,特意嘱咐 "母亲是用实行来教育你"。

二十一年后,陈掖贤站在人民大学的讲台上,指着地图上东北抗联的密营遗址对学生说:"我母亲当年在那里,用桦树皮煮过野菜。"

台下学生传阅的,正是《人民日报》刊登的赵一曼事迹报道,报头还留着毛主席"学习英雄母亲" 的亲笔批示。

陈掖贤主动申请到三线建设工地。

临行前,中办的同志交给他一个包裹:"主席说,让你带着这个去基层。"

帆布包里是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论联合政府》,扉页上有毛主席用红铅笔划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四川大巴山的隧道工地上,他常拿着这两本书给工友们读,讲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总想起母亲遗书中 "为国牺牲" 的嘱托。

"陈老师,这是你母亲的照片吗?"

年轻工人小李指着他宿舍墙上的合影。

1930 年上海法租界,赵一曼抱着三岁的宁儿站在石库门前,身后是中共中央联络点的窗户。

"是啊," 陈掖贤轻轻擦拭照片,"那年她把我寄养在武汉,说等革命胜利就来接我。"

工棚外,推土机的轰鸣声传来,他突然想起毛主席回信中的"共赴山海",眼前的建设工地,不正是新时代的"山海" 吗?

1970 年春节,陈掖贤收到中办寄来的贺年卡,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主席问你,大巴山的隧道打通了没有?"

他立刻回信,附了一张工地全景照片,爆破后的山岩上,工人们用红漆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让他想起寄信时的忐忑,如今站在贯通的隧道里,才真正理解"盼共赴山海" 的深意:母亲当年奔赴的是抗日战场的山海,而他此刻奔赴的,是建设祖国的山海。

1982 年,赵一曼纪念馆在哈尔滨落成。

陈掖贤作为烈士亲属,在开馆仪式上看到母亲的遗物,那只抵押给船老板的怀表,被国家文物局辗转找回。

表盖内侧刻着"达邦赠一曼" 的字样,指针永远停在 2 时 15 分,那是母亲就义的时刻。

讲解员告诉他:"这只表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寻找的,他说 ' 英雄的遗物,要让后人看见 '。"

"同志,这是赵一曼同志写给儿子的遗书吗?"

参观的中学生指着玻璃展柜问。陈掖贤点点头,看着孩子们手抄遗书中"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字句。

这让他想起那封信,想起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笑声,原来五字回信的力量,正在于将个人的困惑融入时代的使命。

纪念馆外,松花江静静流淌,正如母亲当年在信中写的"母亲的希望就在你身上"。

2005 年,陈掖贤的女儿陈红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

在"赵一曼与儿子" 的展区,她看到外祖父当年写给毛主席的信的复制件,旁边注释着 "毛主席回复 ' 盼共赴山海 '"。

展厅多媒体里播放着电影《赵一曼》的片段,当银幕上出现母亲抱孩子的场景时,她突然明白父亲为何总说"主席的五个字,道破了我母亲没说完的话"。

如今,赵一曼的遗书手稿与毛主席的回信复印件,一同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信仰的力量" 展区。

每年清明,都有学生在展柜前诵读:"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而不远处的电子屏上,循环播放着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对"盼共赴山海" 最永恒的诠释,英雄的后代,从来不是活在光环里,而是行走在实现理想的山海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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