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曹爽与司马懿的斗争，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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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三国分立之势已定，仅月余，曹操于洛阳辞世，将毕生经营之汉室基业与魏国江山托付于太子曹丕之手。
曹操出身于沛国谯县的显赫豪族，其父曹嵩曾官至汉朝太尉。然而，相较于那些深谙儒家经学的世家大族，曹操仍被视为“赘阉遗丑”，未能跻身正统的上流社会之列。
出身决定了曹操的政治走向。
若曹操彻底投身于儒家经学世族的怀抱，与之深度融合，其势力恐将逐步消散，届时他将丧失号令他们的资格，更无称帝建国之能。
若能在儒家经学世族之外，孕育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则可促使双方形成相互制衡之势。曹操置身其中，巧妙调停，自可坐山观虎斗，获益良多。
曹操定然知晓此理。
曹操采纳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方针，“汲取申商的权谋之术，采纳韩非、白起的卓越策略”，大力任用曹氏、夏侯氏宗族成员担任统帅，在人才选拔上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发现并提拔杰出人才，不拘泥于出身低微，根据能力任用，使各人都能得到施展。”
曹操的宗旨在于，借助统一标准的法家思想，对秉持儒家经学世族理念的行径加以约束，同时选拔宗族与寒门出身的官员，以实现与儒家经学世族出身官员之间的力量平衡。
于汉末动荡之际，曹操所秉持的政治方针虽不足以称得上标新立异，但无疑切合了彼时的现实境况。
然而，曹操驾崩之后，曹丕迅速对曹操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鉴于曹丕未曾累积数十年之军功与威望，他无法以强硬之姿对待儒家经学世族。为确保王位稳固，他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并给予一定的利益。
曹丕即位为魏王后不久，便采纳了陈群的提议，正式推行了九品官人法。该法规定，各州郡须设立中正官，负责选拔人才，并挑选那些有识见、能辨识人才的贤者担任此职，以区分人才之优劣，评定其等级。
九品官人法的设立初衷，无疑是为了制定一套标准以选拔国家人才。然而，换个角度审视，在九品官人法框架下，对人才的评定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那些出身儒家经学世家、担任中正官的官员手中。
这样一来，官员的选拔之权，实则已从魏王的掌控中，悄然转移至了那些掌握儒家经学的世家大族手中。陈群与司马懿等一众儒家经学世族的显赫大臣，亦纷纷踏上飞黄腾达之路。
而且，曹丕所承袭的魏王之位，本应由众兄弟共享继承权。其中，曹植与曹彰二人，其才干与实力，实则与曹丕不相上下。为抵御家族兄弟的挑战，曹丕采纳策略，压制了亲近的宗室力量，转而重用远房的宗族成员。
公元222年，曹丕继位称帝后，便对皇子们进行封赏，封曹叡为平原王，曹霖为河东王，而皇弟曹植则被封为甄城王，曹彰则获任城王之位，诸如此类。
这些曹氏诸侯王虽拥有封号，却仅得以百余老兵为护卫，实则兵权尽失，地方行政亦归他人掌握，其藩地生活，无异于囚徒之境。
相较之下，曹丕在用人方面偏重于曹仁、曹休、曹真等，这些人均为曹操的亲从弟或同族子弟。
此外，曹丕发布命令：“后宫亲属不得担任辅政职务，亦不得擅自接受封爵”，从而彻底斩断了外戚掌权的历史传统。
就这样，曹操所构建的法家、宗室与寒门、儒家经学世族之间的政治平衡，在曹丕继位后被重塑为儒家思想、远房宗室以及儒家经学世族共同执掌政权的政治新格局。
此举措虽与曹操之道相悖，却恰是曹丕所应选择的最佳路径。
公元226年，临终之际，曹丕亲笔敕命，指授军国大政于镇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镇军大将军陈群以及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在这四位辅政重臣中，曹真与曹休同属曹氏远支宗室，而陈群与司马懿则出身于儒家经学世家。此举标志着曹魏王朝的政治格局正式确立。
曹丕传位曹叡。
曹叡当时仅二十有二，与魏国臣僚鲜有交集，因此朝中众人对于这位新帝的真实性情茫然无知。鉴于此，众人决议派遣侍中刘晔作为代表，入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
刘晔与曹叡长谈一日，离宫时言。秦皇汉武，才具稍逊。换言之，曹叡与秦皇汉武同属一类人物，不过其能力相较于彼二，尚有所不及。
彼时汉末三国烽烟四起，此等评价实乃非凡之赞誉。
刘晔所言不虚。
在曹叡执掌朝政之时，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多次挥师北伐，而东吴的君主孙权亦频仍北进。曹叡委派曹休与满宠抵御东吴的进犯，同时任命曹真与司马懿抵御蜀汉的攻势，其调度与指挥均体现出条理清晰、井然有序。
特别是在公元234年，孙权率东吴大军北伐，与此同时，蜀汉的诸葛丞相亦发起北征。面对此情势，曹叡一方面亲自统率中军与满宠会合，迎战孙权的十万雄师；另一方面，他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率领步骑两万，协助司马懿抵御蜀汉的进攻，并为司马懿制定了详尽的作战策略。
“然而，若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以挫其锐气，敌军进退两难，前进无法得志，后退又无法交战。一旦久驻不前，粮草将尽，掳掠亦无所得，必然会选择撤退。此时若能乘机追击，便是取得全胜的关键。”
曹叡对于先攻谁、后攻谁以及如何作战的策略，心中自有一番清晰的认识。
待曹叡击溃孙权之后，众臣纷纷进言，称司马懿正与诸葛亮交战，鉴于东方战事已然落幕，陛下不妨亲自率领大军驻守长安，以助司马懿一臂之力。然而，曹叡却婉拒了这一提议，他言道：“孙权已被击败，诸葛亮孤军难支，司马懿足以应对，我自无忧虑。”
曹叡回寿春，奖赏三军。
事实如曹叡所料。
司马懿与诸葛丞相对峙逾百日，即便诸葛丞相曾以女服相赠，司马懿亦固守不出，直至诸葛丞相病终五丈原。其后，司马懿方才率军追击蜀汉残部，却上演了一场“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荒诞剧。
这场战争的硝烟之中，曹叡的卓越才能显露无遗。
他即位时，凭借一己之力，足以震慑孙权；依托魏国强大的国力，更可抵御诸葛亮的智谋；至于魏国远房的宗室以及世家大族的重臣，更是被曹叡牢牢掌控，不得稍有违逆。
若对曹叡进行评价，称其为“少年英主”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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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叡统治的时代，曹魏的国力达到了巅峰，然而，正是在这盛世之下，曹魏政权的固有缺陷也开始显露端倪。
曹魏王朝的稳固基石，由远亲宗室与世族权臣共同构筑。此二元对立的架构，其维系与运作，极度仰赖一位英明君主的中枢调控。此外，远亲宗室所从事的官职，对个人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考验，这与那些无论贤能与否均予分封领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若皇帝沦为平庸之辈，抑或远房宗室无法涌现英才，曹魏王朝的稳固政治架构便将分崩离析，届时儒家经学世族必将独占鳌头，一家独大。
此中症结，曹植一语道破。他先后向曹叡呈递两封奏章，一封旨在请缨进京，辅佐朝政；另一封则提议仿效汉初制度，分封藩国，以巩固国家根本，确保皇室基业稳固如磐石。
谁都可以提，唯独曹植不行。
在曹操在位期间，曹植与曹丕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争夺太子之位。曹叡览阅了曹植的上书，心中不禁疑问，他一会儿提出进京辅佐朝政，一会儿又要求封国，难道他还有更大的野心吗？
曹叡拒曹植。
曹叡的导师高堂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隐患，进而向曹叡献策：“宜于宫墙之内，严防飞扬跋扈之臣，可选拔诸王，令其掌管国事与军务，常备不懈，稳固皇畿，辅佐帝室。”这些建议同样旨在建议曹叡重用宗室，并分封藩国以巩固国基。
曹叡对高堂隆进行了安抚，这或许源于历史的惯性，亦或是他过于自信，未能采纳高堂隆的忠告。
至此，曹魏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最佳时机。
若曹叡得以增寿，亦或远房宗室之中人才辈出，曹魏的统治或许能持久数载。待至吴国与蜀国被逐，曹魏政权便将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
两个问题同时爆发，实属遗憾。
公元223年，大将军曹仁离世；次年，大司马曹休追随而去；再一年后，大司马曹真亦因病辞世；至公元231年，骠骑将军曹洪亦步其后尘；而公元232年，骠骑将军曹洪亦撒手人寰。这一连串的曹氏将领离世，标志着曹魏在削弱了亲近的宗室势力之后，其远房宗族亦无足以担当重任者。
至于夏侯一族，自夏侯惇与夏侯渊相继离世，便鲜有能够担纲重任的杰出人才。
公元239年，三十四岁的曹叡驾崩，皇位随即传承至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之手。被委以辅政重任的大臣中，一位是来自远房宗室的杰出将领曹爽，另一位则是代表儒家经学世家的资深元老司马懿。
曹爽，身为大司马曹真之子，自幼便与曹叡关系亲密，得益于家族的深厚渊源。曹叡登基后，特意将曹爽擢升为散骑侍郎、城门校尉、散骑常侍、武卫将军等职，其用心培养之意昭然若揭。
然而，曹爽面临一个难题——他未曾领兵出征，因而缺乏军功。
于汉末三国那段动荡的岁月，将军的职位往往徒有虚名，唯有通过领兵奋战、建立赫赫军功，方能真正在军中树立威望，进而逐步崛起为麾下门生故吏遍及军中各部的权倾一时的大将军。
此类大将军方为令三军齐齐臣服的真正豪杰，方能切实守护曹魏的万里江山。
曹爽虽无军功，因此亦欠缺统御曹魏全体兵马之坚实权力根基。
司马懿不同。
公元224年，曹丕挥师南征孙权，而尚书仆射司马懿则被留任，负责镇守许昌城池。
公元225年，曹丕巡幸四方，遂擢升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令其继续镇守许昌之地。
公元226年，魏帝曹叡下令，派遣司马懿率军出征襄阳，成功击败了吴国左将军诸葛瑾。
公元227年，司马懿晋升为都督荆豫州诸军事，肩负起镇守宛城的重任。
同年，司马懿仅用八日便挥师疾进，跨越1200里的崎岖道路，成功攻取上庸，从而平息了孟达的叛乱。
公元228年，司马懿急速自宛城驰援，旨在江陵一线抵御吴国发起的北伐攻势。
公元231年，大司马曹真不幸病故，曹叡皇帝遂任命司马懿镇守长安要地。张郃、郭淮等一批老将，亦皆受命于司马懿旗下，自此多次与诸葛丞相交战。
235年，司马懿任太尉。
公元238年，魏帝曹叡诏命司马懿率军四万，挥师东征，讨伐公孙渊。历经一年的艰苦征战，司马懿终成功收复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
这份冗长的履历，昭示着司马懿在曹魏的权力核心辗转二十载，不仅跻身于尊贵的三公与大将军行列，更亲率大军沙场征战长达十五年，其门生、旧部与部属遍及军旅各方。
这岂止是辅政大臣？
此乃曹魏之顶梁柱，司马公也；其为曹魏所向披靡的司马大将军；亦为儒家经学世族在朝堂之上的翘楚。
曹爽与司马懿的联手，虽承袭了曹丕所确立的政治框架，然雄主缺席，远支宗室的代表曹爽亦无战功显赫，他们在曹魏政权的天平之上，其分量自是显得颇为轻浅。
曹叡与司马懿相互托付道：“此后国事，托付于君，君与曹爽共辅佐幼主”，随后指向齐王曹芳，叮嘱道：“此人便是，君宜仔细辨认，切勿出错。”随即示意齐王曹芳紧抱司马懿的颈项，司马懿于是“顿首涕零”。
这番动作说明，曹叡洞察到曹魏政权内部深藏的结构性隐患，却无奈时日无多，无法着手解决。他只得将政权的兴衰寄托于司马懿的忠诚之上。
在动荡不安的政权时代，此类依托本身便显得格外脆弱。
随后的发展，完全出乎曹睿的意料之外，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争斗之激烈与深远，亦超出了双方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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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记载，曹爽乃一昏庸之辈，自任辅政大臣后，沉溺于享乐，终为秉持正义的大臣所颠覆。
实则此言谬误之极，甚至可能涉及“高平陵政变”之后，被人为篡改的历史记载。
曹爽，这位曹氏宗室的杰出代表，怀揣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身为辅政的大将军，曹爽逐渐察觉到曹魏江山根基不稳，宗室孤立，缺乏外援；九品中正制存在诸多弊端；而儒家世族在郡县之间错综复杂，根深蒂固。
面对这等丧国之兆，曹爽毅然决意改革积弊，力图挽救曹魏政权，并为汉末三国以来的纷乱时世探寻一条可行的出路。
然而，要进行改革，必须建立一支稳固的团队。曹爽迅速攀升至高位却根基不牢，如此情况下，又怎能组建起班子呢？
答案就是，魏明帝曹叡曾挫败的“浮华党众”，与曹爽紧密勾连，携手力促曹魏王朝的政治革新。
所谓浮华党徒，乃是指那些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却并非儒家经学世族成员的青年才俊。他们在曹魏政权中未能施展抱负，其中不乏驸马骑都尉何晏、散骑常侍夏侯玄、中书郎邓飏、尚书诸葛诞、度支郎中丁谧、黄门郎毕轨、给事中李丰等杰出之士。
初涉世事之际，他们正值二三十岁的年华，于曹魏政权中担任着闲散的官职，然而。他们提出新政治思想。（玄学）怀着改造曹魏旧世界的远大理想，我渴望以新颖的思想为武器，一举推翻沉闷乏力的儒家经学世族，进而开创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新纪元。
在这种情境下，何晏与夏侯玄等人士自发结盟，以品评人物、引导舆论为己任，不仅赢得了四聪、八达、三豫等清誉，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朝廷大臣的声望，甚至州郡九品选官亦需遵从他们的见解。
短短数年间，他们已然蜕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政治团体。
然而，他们违背既定规则的行为，对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对这些世家大族的年轻臣子而言，其参与的政治运动不仅动摇了他们在朝堂上的声望，亦威胁到家族对地方官员选拔的操控力，故而务必予以严厉镇压。
曹叡担忧那些体制外的闲散官员组建的政治组织可能引发独立门户的危机。再者，东汉晚期，党人曾联合抵制宦官，其目标直指桓、灵二帝。如今，何晏与夏侯玄等人评议人物、评点时政，他们是否会将矛头指向曹叡本人，这令他心生疑虑。
于是，世族大臣与曹叡共识，认为该青年政治团体过于奢华，不重实政，遂于公元230年罢免了何晏、夏侯玄、邓飏等人的官位。
这是汉末三国的“浮华案”。
这群年轻人承继了汉末党人的风骨，力图凭借舆论与新颖的思想来扫除时弊。尽管他们遭到了残酷的打压，但他们的出现，无疑预示着……儒家经学世族，作为汉末党争的赢家，在动荡时代攫取了丰厚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新一代挑战者的崛起。
屠龙者变恶龙，再出新的屠龙者。
在那些热衷于浮华生活的追随者们四处奔走之际，曹爽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当曹爽晋升为辅政大臣之后，他毅然摒弃了曹叡所提出的“浮华决议”，将何晏、夏侯玄、邓飏等一众同仁召回，并将他们安置于关键职位之上。
“乃以（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何）晏典选举，（毕）轨司隶校尉，（李）胜河南尹。”
那些崇尚奢华的党派成员，如今掌握了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权力、人事任免的权力、监察职能的权力，以及首都地区的行政管理权。
与此同时，曹爽的兄弟们亦同步晋升——爽之弟羲人擢为中领军，官拜训武卫将军；彦则荣任散骑常侍兼侍讲；其他兄弟亦皆被封为列侯，得以侍从左右，出入皇宫，其显赫与宠爱无与伦比。
曹爽兄弟掌禁军。
人事布局既定，曹爽及其新团队随即迈开改革的前进步伐，着手整顿儒家经学世家遗留下来的积弊，以期实现十年前未竟的伟业。
鉴于史料的不完备，我们目前仅能在《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觅得一篇夏侯玄与司马懿的对话记录。通过此篇对话，我们得以窥见曹爽及其新任班底所推行的改革举措，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九品官人法已沦为儒家经学世族操控选举的利器，由此引发政治权力私相授受，使得世家大族势力日益膨胀。亟需革新选拔官员的机制，缩减中正官的职权范围，将选拔任用官员的权力交由吏部统一管理，以重塑中央集权的格局。
“治国之道，关键在于选拔与任用人才。因此，朝廷官员的选拔职责专属于台阁，这是上层的职责所在。而孝道之行，则体现在民间巷陌，人才的优劣由乡里百姓评判，这是基层的序列。只需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序列，避免相互干涉即可。”
一旦将选拔官员与任用人才的权力交由吏部统一管理，儒家经学的世族便无法随意扩张其家族势力，而世代为官的传承也因此失去了制度的保障。
况且，在吏部选拔官员时，并非仅以门第为唯一评判准则，能力同样占据着关键位置。因此，曹爽及其新班子对选官制度的改革，大体上遵循了曹操“唯才是举”的原则。
其次，汉末三国时期的动荡局势使得州郡权力过于膨胀，进而侵蚀了朝廷的权威。因此，取消郡政府，州直接管县。
“现今的长官，皆为地方上的父母官，他们在郡守之上，地位更为显赫，再加之刺史之位，层层叠加。然而，若论郡级的职责，实际上与州级并无二致，因此无需如此层层加重。建议削减郡守的职位，直接由刺史担任即可。”
由此一来，各县的力量薄弱，犹如一盘散沙，而各州若无郡级政府的支援，亦难以将各县整合。其后果便是州县难以对朝廷构成反抗，进而使得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得以加强。
第三，世家望族与地方豪绅皆财大气粗，日常生活中追求奢华，所着衣物亦极尽华美，与民众生活形成鲜明对比，遂而……曹爽等欲改服饰礼制。
“严禁过分华丽的风气，确保皇室贵胄之家，保持尊贵之室的清雅，摒弃锦缎绮绣的装饰，杜绝繁复多采的服饰与精致小巧的物品。自皇室至上至平民百姓，均以朴素为尚，仅以等级区分，不可逾越一二等之界限。”
改革服饰礼制看似无足轻重，然而究其根本，它却能重塑简朴的社会风尚，有效遏制世家大族及地方豪强的势力，同时缓解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怨愤，实乃一举多得之策。
曹爽及其追随者的改革举措，其核心宗旨在于重塑中央集权体系，遏制地方势力的膨胀，并逐步削弱儒家经学世族的势力。他们旨在将曹操的战略思路与曹魏政权的现实状况相融合，以期探寻一条能够持续发展的道路。
从这一视角审视，曹爽及其追随的浮华之士，可视为年轻一代的改革派代表；而司马懿及其所属的儒家经学世家，则归属于坚守传统的元老阶层。
因此，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纷争，远非仅仅是辅政大臣间的权力角力，更深层的是对“曹魏未来何去何从”乃至“汉朝覆灭后天下将走向何方”这一根本理念的深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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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论，曹爽及其改革派所取得的成就颇为显著，尤其在选拔和任用官员方面，正史中不乏对其赞誉之词的记载。
《晋书·列传·第十七·傅玄传》中记载：“正始年间，任何晏在选拔人才方面颇有建树，内外众多官职均得以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其景象之辉煌，实为世人所瞩目。”此段文字所述，正是对当时人才选拔状况的生动描绘。何晏选拔人才，提拔众多优秀者。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载有一则注释：“玄世以其卓越的识人才能著称，担任中护军一职，选拔任用武将，参与戟牙门的指挥，所用之人非但才智出众，更有许多担任州郡之职。他所制定的法律和传授的教诲，至今仍被后人奉为典范。”中护军夏侯玄掌管武官的选拔事宜，他所挑选出的无一不是杰出之才。
改革成效显著。
为持续深化变革，曹爽及其改革阵营需将司马懿及崇尚儒家经学的世家大族从朝政核心中驱逐出去，进而全面把握朝政大权，以无上的权力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措施。铲除根基深厚的老派势力，以及错综复杂的儒家经学世族。
为驱逐司马懿及儒家世族，曹爽亟需建立军功，以此累积无上的声望。
曹爽欲伐蜀汉。
司马懿洞悉，曹爽此举出兵蜀汉，实则针对自己而来。而那些儒家经学世族亦明镜高悬，一旦曹爽得手，他们百年累积的家业将毁于一旦。因此，作为儒家经学世族及元老派的代表，司马懿屡次劝阻曹爽，切勿轻举妄动。
曹爽心知肚明司马懿的意图，却毫不动摇，即便面对重重压力，也坚定地主张出兵。
可以说，征伐蜀汉的胜负，关乎曹爽与司马懿的争霸，亦关乎改革事业的成败，以及曹魏未来的命运走向。
公元244年，曹爽晋升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并赋予其节钺都督雍凉诸军事之重任，从而节制关陇地区的兵马。紧接着，曹爽亲自率领七万雄师抵达长安，意图一举荡平蜀汉，以期成就仅次于曹操的赫赫军功。
起初，曹爽与夏侯玄等人的谋略看似周密，鉴于诸葛丞相已逝，蜀汉无强大将领支撑，魏国凭借其雄厚的国力，原本灭蜀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战事一旦展开，曹爽便察觉到了一个问题。粮草供应短缺——
“彼时，关中与氐羌地区物资转运难以维系，牛马骡驴大量死亡，民众与边疆百姓沿路哀号哭泣。”
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多年，其后勤补给始终稳固无虞。然而，当曹爽亲自率军奔赴前线，而司马懿留守后方时，补给线却出现了问题。这是为何呢？
这绝不可能没有司马懿的暗手。
况且，司马懿久镇关中，关陇之地的兵马多为其旧部。曹爽指挥关陇兵马讨伐蜀汉，此举动为司马懿留下了广阔的暗箱操作余地。
《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中记载：“正始五年，我军征讨蜀地，淮督率众军担任先锋。淮督审时度势，见形势不妙，便果断撤军，因此并未遭受重创。”
郭淮，司马懿之亲信与得力战将，此次担当曹爽伐蜀之先锋重任。然而，每当战局不利之际，他便指挥所部兵马撤离战场。
从捍卫晋朝正统的视角出发，郭淮的保留实力之举堪称国家之伟业，实为国家的大功臣。然而，若以曹魏的立场审视，郭淮临危退缩的行为，与国民政府军队的逃避有何本质区别？战事未起之际，司马懿与郭淮早已暗中勾连，事先已达成了协议。
除郭淮之外，司马昭亦担任了夏侯玄的副手。
司马昭被委以参与讨伐蜀汉之役，其目的在于便于指挥司马懿昔日麾下旧将。然而，司马昭非但未能积极投身战事，反而屡屡发表嘲讽之言，力劝夏侯玄撤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懿断绝了粮草供应，郭淮与司马昭亦不予以配合，曹爽的伐蜀之战终以惨败告终。他的借战功排挤司马懿、进而推动改革的愿景也随之破灭。
可以说，蜀汉之战的失利，对曹爽等改革派而言乃是一场沉重的打击，而对司马懿等元老保守派来说，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
自此，曹爽的变革之路渐行渐窄，他与改革派别无他途，唯有在司马懿与元老派势力反扑之前，把握现有的优势，克服所有障碍，迅速推动改革向前发展。
史书记载，曹爽疯狂。
大将军曹爽采纳何晏、邓飏、丁谧的计策，将太后迁往永宁宫，独揽朝政大权，广植亲信，频繁变更制度。太傅司马懿无力制止，与曹爽之间产生了嫌隙。
“专权朝政，广植亲信，频更制度”，短短十二字，却勾勒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绪纷扰的曹爽形象。
曹爽与改革派的不择手段之举，激起了儒家经学世族及元老大臣们的强烈危机感。出于对既得利益的捍卫，以及对个人安危的考虑，他们纷纷自发地集结于四朝元老司马懿的旗帜之下。
至此，曹魏阵营的两大势力已然完全分道扬镳，彼此间再无团结协作的契机。
或许正是在这一刻，身处历史浪潮之巅的司马懿，洞察了人心的微妙变迁，察觉到了迈向更高境界的契机，心中悄然萌生了独揽朝政、主宰天下的勃勃野心。
公元247年，司马懿以疾病为由，悄然退隐政坛。与此同时，他的长子司马师执掌中护军一职，广泛选拔了一批对司马氏忠心耿耿的将领，并在暗地里秘密培养三千死士，使其散布于民间。
曹爽与司马懿备战最终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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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深知，与司马懿的最终决战终将到来，因此他坚信司马懿的隐退并非出自真心。在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之际，曹爽特意派遣李胜前往司马懿的府邸进行探望。
司马懿，久经宦海沉浮，巧妙地通过一场病态的演出，令李胜深信不疑——这位长者已是风烛残年，不足构成威胁。
李胜向曹爽汇报，曹爽信了。
彼时，司马懿已年届古稀，黄土之尘几乎触及他的额头。按常理推断，他恐怕时日无多。再者，耳聋、流涎，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本属寻常生理现象。因此，在曹爽与李胜眼中，司马懿的病状显得再正常不过。
然而，正是这些表面上看似“寻常”的行为，最终成为了压垮曹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249年正月，魏帝曹芳亲临城外，前往高平陵参拜，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以及散骑常侍曹彦亦随行，共同出城。洛阳城中，并无留下一兵一卒以备不测。
待曹氏离去城池，司马氏的三千精锐一时汇聚，迅速封闭城门，掌控了兵器库，紧接着取得皇太后的手诏，拥有了冠冕堂皇的“讨逆”权力，统率兵马驻守洛阳的浮桥，以此截断曹爽退归的道路。
与此同时，司马懿假借皇太后的名义颁发诏令，委派司徒高柔暂代大将军之职，以掌握曹爽所率兵马。同时，任命太仆王观暂任中领军，负责统领曹羲的军队。
接获诏命之后，二人迅速宣布就任，全力以赴，履行司马懿所赋予的职责。
洛阳城内城外协作无间，彰显司马懿与高柔、王观等谋士早已精心布局，各自职责分明，任务已妥善分配。
此外，难以解释。
随后，司马懿以洛水为誓，力劝曹爽归降，承诺仅是剥夺其官职，决不危及曹爽的生命安全。
桓范力劝曹爽摒弃司马懿的言辞，速速赶往许昌招募兵马，与司马懿展开一场激战。然而，曹爽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最终还是选择了信赖司马懿的计策，轻声自语道：“即便如此，我也无损于成为富翁。”言罢，他遂向司马懿俯首称臣，并与魏帝曹芳一同返回了洛阳。
桓范怒斥道：“曹子丹一世豪杰，怎会孕育出你们这等猪狗不如之子”，不禁困惑，为何曹爽竟会选择投降。
曹爽独知，别无选择。
曹爽所倡导的改革举措，触怒了所有秉持儒家经学的世家大族以及资深重臣。这些势力在各地交织而成的家族网络，无不充斥着他们的门生与党羽。当曹爽前往许昌招募兵员时，他几乎无法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支持。
既然如此，不妨选择信赖司马懿，或许能够另辟蹊径，寻得一条求生之路。
司马懿接纳了曹爽的归降，却违背了洛水之畔的盟约。不久，他便将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一网打尽，悉数诛灭三族。昔日的政敌，在司马懿的铁腕之下，无一幸免，尽数丧命。
司马懿别无选择。
儒家经学世家与曹魏宗室之间的矛盾已如水火不容，元老派与改革派之争亦陷入你死我活的境地。倘若曹爽及其改革派势力幸免于难，遭受灭顶之灾的将是那些盘踞权力中枢数十年的儒家经学世家大臣。
曹爽及改革派被灭三族。司马懿亟需更进一步，以备改朝换代之需。原因显而易见——曹氏尚存余孽。
若无法彻底推翻曹氏政权，将其从统治地位上彻底驱逐，那么待曹氏子孙长大成人后，必会为高平陵之变复仇，夺回曾经丧失的权柄。
曹氏后人矛头指向司马懿。
届时，那些与司马懿共谋政变的儒家世族和资深元老，极有可能不再支持司马懿的子孙，转而将他们推向前台，作为他们献给曹魏宗室的投名状。
如此一来，司马懿一生的功绩将遭受抹杀，子孙后代亦将遭受惨烈屠杀，而他亲自策动的这场高平陵政变，最终不过成了他人嫁衣的布料。
面对绝境，司马懿别无选择，只得趁机发动高平陵政变，以此为契机，为改朝换代蓄势待发。那位曹魏的忠诚臣子司马公，最终转变为野心勃勃、图谋篡位的司马宣王。
6
自东汉时期，儒家经学世族的势力逐渐崭露头角，诸多人士纷纷尝试遏制这一历史潮流，然终未能如愿，屡遭挫折。
汉桓帝与汉灵帝对党人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因此背负了“亲近小人，疏远贤臣”的恶名。董卓试图借助外戚掌权的模式，与儒家经学世族展开合作，却遭到了十八路诸侯的联合抵制。
曹操以法家理念、宗室力量与寒门出身者相互制衡，儒家经学世族的地位，然而这种格局在传至第二代时便经历了调整与修正。
曹爽所推动的变革，堪称自东汉以来，对儒家经学世族势力的一次重要遏制。而且，他们拥有新颖的思想、明确的纲领以及具体的政策。若能得以实施并取得成功，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历史的轨迹。
然而，曹爽、何晏、夏侯玄等人终究未能幸免，他们彻底地失败了。
此次变革的挫败，使得儒家经学世族得以彻底摆脱桎梏，进而跃升为中国境内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
继窦武、袁绍、荀彧等先贤之后，司马懿为谋求团结儒家经学世族，以稳固既得战果，果断采取了秉持“选拔贤能，体恤民众，宽厚待民，以凝聚天下民心”的治国理念，直接催生了儒家经学世族的迅猛扩张，直至其势力庞大到难以驾驭。
当失去平衡的权力得以肆意妄为，我国便步入了最为黑暗的时代。
高平陵之变所引发的后果，远非一场单纯政变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