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游雪涛小组”——“文革”时期张春桥扶植的特务组织
上海在“文革”期间涌现的“游雪涛小组”，起初自诩为“扫雷纵队”；后来，随着搬迁至永福路244号，人们又将其称作“244小组”。然而，在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层中，它却统一被冠以“游雪涛小组”之名。该组织在“文革”期间运用特务手段为“四人帮”搜集情报，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依赖特务手段，最终也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一）游雪涛建立“扫雷纵队”
游雪涛，诞生于1935年，在“文革”爆发前，曾担任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的副组长。他的妻子吴X敏，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之后在上海青年话剧团供职，演技出众，颇具天赋。正因为如此，众多上海文艺界的“造反派”纷纷成为他们家的常客。
在“文革”伊始，游雪涛便得知我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一派系中人，遂不遗余力地寻求与我拉近关系。某日，他特地莅临武康路二号拜访我，声称急赴北京为“中央文革”输送文件，已然购置了机票，却因团市委未批准报销，故请求我在“市委机关联络站”代为处理。我见其此举，深表赞同，自那以后，他便与我建立了联系，成为“造反”运动的早期参与者。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已自北京返抵上海，着手进行“一月夺权”的前期筹备工作。
在一个午后，游雪涛突然造访，向我透露：“我手头有一批至关重要的资料，需转交给张春桥、姚文元。”他随即出示了两份打印完成的《扫雷简报》。这份《简报》揭示了上海部分“走资派”如何随意签署文件并发放资金，并附有相关照片及其他证据，诸如签字条等，叮嘱我需将之送达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手中。
他深知，我居所的武康路二号是张春桥与姚文元进行对外联络的重要据点。居住于兴国路招待所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每日均派遣警卫员至我处，索取各式各样的“动态”与“情况简报”。
“这是什么团体？是由谁发起的？”我清楚当时游雪涛仅与几位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有所接触，并且与文艺界人士有所联系，但他本人并未组建任何组织。
答：“我们几个搞的。”
我问:“地点呢?”
答：“家。”
我询：“此名何来？”
他明确指出：“我们的使命在于清除无产阶级司令部前行道路上的所有潜在障碍。”
昔日，他未能直接觐见张春桥与姚文元，故需经我手将材料转交于他们。鉴于材料本身尚具一定价值，我遂将其保留。数日后，他再度送来一批材料，其中涉及对“中央文革”领导人的“炮打”动态。彼时，上海尚未兴起“炮打张春桥”的风潮，然而在他提供的材料中，却已透露出北京红卫兵对张春桥的咒骂情形，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在《扫雷简报》某期报道中，提及了数名来自北京的著名红卫兵在上海音乐学院宿舍中对张春桥、姚文元进行诋毁。这些信息我们事先并不知情。于是，我向游雪涛询问：“这些资料你是如何获取的？其真实性究竟如何？”
他透露：“我们扫雷纵队派遣了一名成员，潜入北京的红卫兵队伍之中，与他同住一室，那些话语正是我们的人员亲耳所闻。”
“此次材料相当尖端，今后你必须确保密封妥善，亲自送来。你须准备一式两份，若我恰巧不在，便请转交给留守的王钢（原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机要秘书，如今已调入市委“写作班”）我即刻将王钢唤至身旁，告知他今后凡游雪涛送来的材料，皆需由他接收，并务必确保妥善密封。通过此举措，我与“扫雷纵队”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联系渠道得以通过我这一环节得以顺利对接。
经过一段时日，我沦为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红革会”的囚徒。不久后，“中央文革”急速发来一封特急电报，对我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他们随即解除了对我的监禁，我重获自由，然而却无法返回原地。最终还是游雪涛所率领的“扫雷纵队”出动了一辆汽车，在复旦校园内四处搜寻，最终成功找到了我，并将我从复旦大学接回了市委机关的造反联络站。
游雪涛把握时机，向我提出请求：“现在我们扫雷队伍日渐壮大，而贵市委机关联络站已迁至市委党校。能否将位于湖南路口那栋资本家宅院的市委机关联络站对外接待处，暂时交给我使用？”
我与联络站负责人之一的程绮华同志商议后，决定将那处地方让出。随后，游雪涛将“扫雷纵队”迁至湖南路口的洋房，从此拥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当时具体人数不得而知，但文艺界人士众多，包括歌剧院、戏曲学校、戏剧学院、音乐学院以及青年话剧团的成员，甚至医院中的医生也参与其中。他们还拥有数辆汽车，配备有专业的驾驶员。他们通过收集情报的方式，将《扫雷简报》递交给上级，很快便引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的关注。
某日，我行至兴国路，姚文元在张春桥面前询问我：“我们观看了《扫雷简报》，那游雪涛此人究竟如何？”
我回应道：“这位曾经担任《青年报》的记者，并曾身为文艺组的副组长。在造反运动爆发之后，他依旧紧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步伐。”
姚文元质疑道：“这些资料的来源究竟是什么？真是令人费解，别人私下谈论的秘密、私事，他又是如何得知的？”
我答道：“我所知晓的仅是，那些材料乃是他派遣他人假扮身份，巧妙渗透所得。”
“如此行事，或许还需深思熟虑一番。”
张春桥原本并未发言，然而听闻姚文元似乎持保留意见，便开口道：“我对‘扫雷’这个组织有所了解，他们的材料我也逐一查阅，确实提供了不少颇具参考价值的资料。譬如，那些从北京来的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对我们如此愤慨，便是通过阅读《扫雷简报》我才得知的。诚然，这些材料中或许掺杂了部分不实之词，但并非全然可信。”
我知晓张春桥对“扫雷纵队”的态度虽异于姚文元，但实质上对游雪涛前来提供资料仍持欢迎态度。他嘱我转告游雪涛需格外小心，并言：“他们若参与对他人实施特务活动，他人亦可能反过来对付他们。”实则，张春桥深知游雪涛正运用特务手法行事。
归国之后，我即刻将张春桥的旨意转告了游雪涛。然而，关于姚文元对他所存疑虑的部分，我并未向他提及。在向游雪涛传达那日，他欣喜若狂，深感张春桥对他的信任与认可，此后便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
我所熟知的“游雪涛小组”曾致力于以下几项工作：
在上海锅炉厂，有一位名叫何是的工人，他对“文化大革命”持有独到的见解。他时常将个人的不同观点整理成文，并张贴于西藏中路一处名为《东方论坛》的专栏之中。此外，他还创立了“东方学会”，并邀约了一批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
《东方论坛》仅发行数期，便引起了“扫雷纵队”的密切关注。游雪涛将何是的文章摘录，并附上按语，发表在《扫雷简报》上。随后，他向我透露，他安排了伪装成支持何是观点者的人混入“东方学会”，进而深入了解该组织的内部状况，并迅速撰写了一份关于“东方学会”的详细情况，随即呈送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尖锐指出：“显而易见，这是一群反动分子，我们必须调动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揭开他们虚伪的面具。”张春桥的批示一经发出，王洪文立刻赶赴上海锅炉厂，在礼堂内主持了一场盛大的座谈会。连续数日，他号召群众揭开真相，激励所谓的知情者站出来揭露罪行，并对何是等人进行批斗。最终，三人被捕，九人被隔离，二十七人参加了学习班，而这批人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抄家的处罚。至此，一颗所谓重大的“暗雷”终于被彻底清除。
此外，还有一场被称作捍卫江青的激烈斗争。位于上海徐家汇的某藏书楼中，收藏了众多三十年代的电影与戏剧杂志。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一群红卫兵赴上海搜集资料，他们在其中发现了大量关于江青在三十年代参与电影拍摄、出演话剧的动态、新闻报道以及与她相关的绯闻。
游雪涛派遣了“扫雷纵队”的成员，其中一位来自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姓朱演员，他们与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混同，从而掌握了他们的动态，并了解到他们已搜集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资料。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午后，我正于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内出席一场会议。忽有办公室同事匆匆走进，告知我室外有紧急事务亟待处理。我步至小礼堂的出口，透过玻璃大门，目光落在焦急等待我的游雪涛身上。他一见我走出，立刻从口袋中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我，神色庄重地催促道：“速速查阅。”
在连接小礼堂的走廊尽头，摆放着一张小巧的办公桌。我点亮了桌上的灯光，发现材料上赫然印着“绝密”二字。材料透露，北京电影学院有五名学生，由孔都领衔，他们抵达上海后，便专程前往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进行资料的查阅、摘录与复制，甚至利用相机翻拍了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他们以编纂关于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为幌子，从电影界和文艺界的“黑帮”口中搜集了对江青的诽谤材料。据悉，他们已在彼处潜藏活动了整整两个月。
在报告的结语部分，游雪涛进一步强调：“为能迅速查清案件真相，截取他们所摘录、拍摄的非法资料，追查其在上海的共犯及幕后黑手，我们必须对这五名嫌疑人实施隔离审查。”
我立刻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追问：“这事儿靠谱吗？”
游雪涛断言：“绝对可靠。”那日酷热难耐，他汗水淋漓，焦急万分。
我提问道：“这样的做法有何依据？”我心想，这份报告若需经我之手转交给张春桥，若内容不实，我恐怕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透露道：“是我指派了海燕电影制片厂的朱某进行渗透。”
在“文革”的初期阶段，我与海燕电影制片厂有过交流，亦曾参与处理了发生在漕溪北路的电影学院红卫兵致人死亡的悲剧，并且有过与朱某的接触，然而，我并未意识到他竟属于游雪涛的“扫雷纵队”。
游雪涛答道：“正是这位朱某。他供职于电影厂，我便有意让他与北京电影学院的那几位同仁交往，很快，他们便对他产生了信任。他们常聚于狭小的房间内，一边吸烟，一边翻阅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模仿其中的照片进行翻拍，并对江青同志展开讨论与指责，烟头堆积如山，几乎填满了烟缸。朱某全程都在场。”
他紧接着补充道：“我之所以急忙前来，乃是因为刚刚得知消息，那几人即将返回北京，他们所搜集的资料也将随之带走。若不及时将他们逮捕，我们将失去关键的证据，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听闻他的话语，我心中不禁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遂即刻携带这份报告前往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进行汇报。张春桥当时正专注倾听，待听完报告后，他迅速在报告上批注了一句：“先将他们予以拘留，交由公检法军管会和于会泳处理。”（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负责文化领域工作）与游雪涛同志商榷一番，确保行动计划准确无误，切勿白费力气。
张春桥批示后，姬应伍（彼时担任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及空军第四军副军长的职务）与游雪涛商议后，我们制定了行动方案。决定由公检法军管会指派专人，并由“扫雷纵队”的朱某负责引路，确保将北京电影学院的人员一网打尽，不留任何逃脱者。
数小时过后，游雪涛前来汇报，按照张春桥的指令，任务并未落空，所有行动均已顺利完成。北京电影学院的五名学生已被成功拘押至少年犯管教所。彼时，该所专责于隔离、审查及拘禁那些在市中被打倒的人物。同时，北京电影学院方面所搜集的江青的所谓“黑材料”亦尽数被查获。
“游雪涛小组”不仅清理了上海市的“雷”，亦对华东局机关进行了整治。游雪涛精心绘制了一张“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将九十多位老干部的名字悉数纳入其中，呈现在一张图表之上。他将此图呈递给了张春桥，张春桥又转交给了王少庸，而我正是在王少庸处得以目睹。此图宛如《红楼梦》中的家谱，自上而下，脉络清晰，一经描绘，华东局九十余位老干部尽皆被归入黑线人物之列。此外，他还指派上海市公费医院的医生前往华东局干校门诊部担任医职，借助诊疗之机，与各类人士接触，自上至下搜集各类情报。
（二）张春桥扶植重建“244小组”
游雪涛胆子越发膨胀，不仅涉足上海本土的情报搜集，更派遣手下深入江苏、浙江等周边地区，搜集各类情报。他的行为独断专行，事前从不进行任何汇报。
一日，我在康平路的办公室与他不期而遇。他言：“近日，我曾赴杭州一游。”
问：“你去杭州有何事？”
他直言：“我以请人治病为由，成功约见了浙江省最为庞大的造反组织——省联总的首领张永生，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彼时浙江局势错综复杂，我指出：“毛主席对浙江问题已有明确指示，如此行事恐将影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与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我与张永生曾在九溪十八涧一处隐蔽之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谈。”
此事非同小可。游雪涛看似站在领导一方，实则一手操办，若他对外宣称是我方在幕后操控，恐怕我将被卷入其中。因此，我与市委“写作班”的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等人商议，询问如何应对游雪涛的做法。他们表示，经过对历史的研究，那些参与此类活动的人最终都未能善终，建议我与游雪涛保持距离。他们强调这种特务行为极具风险，劝告我切勿被牵连。
“游雪涛曾前往浙江寻求张永生的协助，但他们的做法恐怕并不可行。”
张春桥透露：“上海警备区亦有所反馈，关于游雪涛派人潜入内部的事，他们早已知情。”
我询问道：“这个团体是否需要继续维持其存在？”
张春桥曾言：“我早已指出，他们却仍旧疏于防范。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认可他们在前一阶段付出的辛勤努力。然而，他们效仿苏联克格勃的手段，实属不可取。”
我对张春桥说:“我建议,对游雪涛的工作是否做一下安排,把他的‘扫雷纵队’解散。最近市革命委员会要建立一个群运组。群运组的工作同外界打交道比较多,对游雪涛来说比较合适。组长我已经让谢宗范（原市委党校哲学研究室研究员、时任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成员）担任，是不是让游雪涛去担任副组长？”至于他手下的人,我建议有的回原单位,有的也可以到“群运组”工作。张春桥同意了我的意见。
“‘扫雷纵队’在前期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春桥同志对其工作给予了认可，你们的同仁为捍卫无产阶级领导机构付出了艰苦努力。然而，你们的行事方式似乎过于接近情报机构，甚至有几分苏联克格勃的影子。若持续如此，究竟谁能有效领导你们？若有人借此抓住把柄，诬称张春桥在上海设立了特务组织，那将引发严重后果。”
游雪涛意欲进行辩护，强调应赋予这些人以施展才华的舞台。
我回应道：“这并非我个人的见解，而是春桥同志的主张。”听闻此言，他顿时无言以对。
起初，游雪涛对于自己的工作部署感到颇为满意。毕竟，身为市“革委会”下属某组室的副组长，他的职位相当于副局级。然而，他将“扫雷纵队”那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引入了“群运组”。此举遭到了组长谢宗范的反对，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群运组”是公开的机构,是市“革委会”领导和各个群众组织之间联系的纽带,不能用秘密工作的方式跟各群众组织搞名堂。但游雪涛从“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物色到一个人为自己提供情报。这人叫岑麒麟,是军工八二二厂的技术员,也是“工总司”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经常参加“工总司”的重要会议。他摸到王洪文以及“工总司”内部的动向，便立即反馈给游雪涛。王洪文发现后,十分恼火，扬言游雪涛派人打进“工总司”,要追查。
游雪涛的行径与“群运组”的运作准则相冲突，谢宗范便向我投诉。我介入了此事，并对游雪涛进行了批评。经过几次这样的交锋，游雪涛便不再前来找我。
随后，我发现他频繁造访康平路大院，专程拜访张春桥的妻子文静。那时，张春桥的母亲与子女均居于该大院，因此文静亦多数时分身于此。
游雪涛在文静（其背后是张春桥）在相关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我们重新组建了“游雪涛小组”。上海市革委会将徐汇区一处幽静的永福路二四四号的花园洋房，划拨给了“游雪涛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该小组的任务是专门为领导搜集各类动态信息，因此被人们俗称“244小组”。
在文静的助力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要房屋，便有了安身之所；想要汽车，亦如愿以偿。当时的市“革委会”康平路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曾向我透露：“平日里，游雪涛小组可以随意开具白条，用以报销特殊经费，而无需解释资金的去向。”
“康办”亦向他们发放了各式各样的通行证，使他们得以畅通无阻。我注意到朱玉佩并未与我有所招呼，便向该小组的若干成员颁发了《文汇报》记者证。由此可见，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身份往往变换无常，时而以“康办”的名义出现，时而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示人。
继后，我于康平路大院中几乎日日可见游雪涛之妻吴X敏，她骑着一辆自行车，亲自将打印好的《动态》或《动态增刊》送达至康平路办公室。此《动态》的派发范围极为有限，除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市“革委会”的领导层并非人人皆能得见。分发名单由游雪涛亲自编制，例如王洪文便不在其列。
我与游雪涛私谊颇深，而他亦察觉到张春桥与姚文元对我颇为信赖。因此，他所编撰的《动态》及《动态增刊》多份副本均赠予我审阅，然非悉数。此外，他还保留有一份亲手书写的材料，游雪涛认为其内容极为机密，故未予以印刷，仅手抄一份转呈张春桥。
此后，游雪涛陆续编纂了包括《动态》、《动态增刊》在内的各类统计资料，以及手写的专题报告，累计达三百余期。其中，张春桥亲自批示的五十四项内容尤为突出，其数量之众充分表明他对游雪涛所提交材料的深切关注。
游雪涛及其夫人吴X敏均持有康平路大院的通行证，得以无拘无束地出入当时戒备森严的院落。游雪涛的行踪颇为隐秘，他驾驭一辆自行车，在大院中穿梭自如，左拐右弯，方才抵达目的地。
我居于康平路大院西侧的一栋公寓之中，放眼望去，便能瞥见那排属于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的独立庭院洋房别墅。自从游雪涛到来，他总会先观察一番，看看是否有人对他投以关注，随后便转身前往张春桥的住所。毕竟，文静多数时光都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游雪涛为了得到张春桥的长期重视,搞的材料经常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他弄了个简报，说：“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成立的反革命武装,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有一个十人小组,叫‘老人串联会’,来进行领导，他们的后台可能是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这么多的省里有反革命武装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可严重了,看了很惊心动魄，当然引起张春桥的兴趣。
1968年3月14日，张春桥于兴国路办公室召见了游雪涛。他亲自约见，体现出对此事的高度关注，并接连提出了一系列疑问：“目前老人串联会的成员状况如何？是否都已被捕？串联会的幕后主使是谁？相关信息是否已掌握？能否查明他们在上海的住宿地点及所住酒店？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入住的？与陈丕显有联络的是哪些人？他们与上海军方有何联系？”
这些问题，游雪涛悉数记录于他的笔记本中。作为张春桥所赋予的任务，他将其传达给下属，指示他们执行。自此，江苏、浙江等地来沪的诸多老干部，便成了游雪涛小组关注的焦点。游雪涛曾向我透露，即便是在滂沱大雨的夜晚，他们亦会整日整夜地守候在宾馆门前，对他们进行跟踪、监视，观察这些老干部与上海哪些人士有所联系。
某日深夜，游雪涛遣人翻越华东局宿舍的围墙，擅自割断电话线，闯入一名“黑线人物”的住所并将其掳走。他们将黑布蒙住其双眼，押上汽车，刻意在马路上曲折行驶，使其迷失方向。最终，汽车驶至郊区一处由游雪涛秘密布置的空置房屋，此处便成为了审讯的场所。此举显然已涉嫌非法绑架。
叶剑英元帅曾在上海停留，下榻于锦江饭店。元帅对昆曲情有独钟，早前便与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的演员相识，并有交往。久未谋面，他便邀请这些演员至锦江饭店一聚。不久，游雪涛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随即派遣戏曲学校小组成员暗中接近这些演员，探查叶剑英元帅的接见细节、谈话内容等，并将所得信息整理成绝密材料，上报至张春桥。
张春桥看过后对我说：“留意到了吗？叶剑英莅临上海，依然寻访了文革前那些旧相识。游雪涛将他们的状况与对话一一记录，并呈报给了我。”
如此一来，“老人串联会”、华东局黑线人物图、叶剑英上海之行等关键材料整理完毕后，游雪涛的名声迅速攀升。文静在一次私下交谈中对身边人感慨道：“依我看，游雪涛这位人物，或许真有资格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重任。”
一日，游雪涛不期而至，造访我在康平路的办公室。他言道：“前日，春桥同志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我向他汇报了近期的工作状况。在谈话的尾声，春桥同志向我征询了对市革委会领导层意见的看法。春桥同志表示，鉴于他未来在北京的停留时间将较上海为多，他正在思考由何人接棒主持上海的工作。他特地询问我的意见，关于王洪文与徐景贤两位同志，究竟哪位更适合此重任。”
张春桥竟将如此重大的上海工作主持事宜，委托游雪涛来征求意见，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见我似乎难以置信，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对话的情景。他讲述道：“春桥同志起初坐在椅子上，随后起身，身体倚靠在背后的热水汀上，向我提出了这个疑问。”
“我觉得，徐景贤是最恰当的人选。”显而易见，他对我言此，一方面彰显了张春桥对他信任之深；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取悦于我，将如此重大的消息传递给我，同时也体现了他自身的价值。
在当日的交谈落幕之际，他主动提出：“你何不前往我的永福路一游？”自“游雪涛小组”得以重建以来，已过去数月，那片区域鲜少对外公开，康平路上的众人对此地所在一无所知，就连我的秘书亦不知晓，唯有他的电话号码留存于我。此次，是他亲自向我透露了永福路的详细地址与门牌号码。鉴于他的盛情邀请，我便欣然随他前往。
漫步自淮海中路转至湖南路，上海这座城市中颇为幽静的区域映入眼帘，四周绿树成荫，人迹罕至。沿着湖南路蜿蜒前行，转入永福路二四四号，便可见一幢典雅的花园洋房，两层楼高，白墙红瓦，外带宽敞的花园，一扇巨大的木门镶嵌其上，院墙之上更添铁丝网的点缀。出于保密的考虑，主人特意将楼外的二四四号门牌摘去。
游雪涛告诉我,从前这是一个北欧国家驻上海的领事馆,“文革”后领事馆撤走,这房子就腾出来了。进院后,有一条柏油路,可以开汽车,旁边是冬青树,还有很高的大雪松。刘晓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在这里住过。后来柯庆施（原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也住过。
踏入洋房，步入宽敞的饭厅旁，一间小巧的房间里，坐着一位姓谭的复旦大学“红三司”学子。他正专注地伏案书写，堪称一名杰出的文章撰写者，曾一度担纲主编上海《红卫战报》。游雪涛在我耳边自豪地提及：“这位谭某，以及戏剧学院的侯某，皆是我最为信任的得力助手。”只要有这两位红卫兵领导者在其麾下，他便能够调动这两大单位红卫兵的力量。
这栋洋房的底层设有宽敞的大餐厅与精致的小餐厅，日常会议通常在此举行。二楼则是主居住区，吴X敏女士与游雪涛先生的家眷在此居住，屋内配备了办公桌和床铺。我感到好奇，不禁问道：“你们竟将整个家都搬迁至此了吗？”
游雪涛露出了微笑。吴X敏轻声说道：“有时工作太过繁重，我晚上便选择留在此处，不再回家。”
我询问：“其他人去哪儿了？”今日仅见谭姓一人入内。
他言道：“众人都已投身于执行任务，每日归来时往往已是夜幕低垂。”
我漫步至阳台，放眼望去，前方竟是一个宽敞的花园，其中有一池碧水，以及一座造型精美的假山。我不禁赞叹道：“这地方可比我们康平路还要幽静几分，真是个‘独立王国’啊。”
1968年11月30日，游雪涛赠送了我一份精心准备的文件——《一年工作总结》。出于对我的一份尊重，他亦不吝为我复印了一份副本。
在《一年工作总结》的开篇，游雪涛附上了一封致张春桥的亲笔信。信中，他感慨万分地写道：“回顾过去的一年，无疑是自踏入职场十八载以来最为幸福的时光。得知您在繁忙之中仍关心我的近况，我不禁泪眼朦胧。”
在《年度工作总结》一文中，游雪涛如此表述：“一个非正式组建的工作团队，由二十余位身份未明的‘平民’，在两派激烈交锋之际，悄然撤出战场，又因长期秘而不宣其行踪，不期然引发了旁人的猜测与蓄意中伤。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与敌人进行隐秘的较量，从中央至地方，无不触及诸多权力的敏感之处。自那以后，我们中的多数人如同时刻处于战备状态的战士，日以继夜，除了休息，便是投入工作。每当形势有变，即刻响应。在这条充满挑战的特殊战线上，我们奋斗了一整年，向无产阶级领导核心及其位于上海的指挥机构提交了超过一百万字的各类情况报告和调研成果，预测了数起重大政治事件，并揭露了数名潜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两面派。”
在《一年工作总结》中，张春桥留下两句批示：“阅毕，请退下，雪涛同志，感谢各位同仁。你们的宝贵经验，我需进一步深思。”
（三）“群鸟飞翔，高飞的雄鹰便藏于深林；狡猾的兔子逃匿，猎犬亦随之隐去。”
岁月流转，彼时，“游雪涛小组”在两件事情上遭遇了困扰。
首先，他派遣人员渗透至上海警备区，与警备区办公室主任建立了良好关系。此后，他不断从该办公室获取内部资料。例如，他撰写了《上海警备区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状》一文，甚至制作了一份《关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某某对办公室主任邱某某与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关系的调查》简报，并将其呈送给了张春桥。
二是直接把手伸到南京军区许世友那里去了。游雪涛的胆子非常大,居然在“简报”里写许世友支持廖政国（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游雪涛的“简报”还把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级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排了队。把当时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政委、副司令、后勤部负责人等都请到他那里谈话,摸到了很多军队内部的情况,整理了一份《关于警备区整理春桥同志黑材料问题的点滴》,送到张春桥那里。
游雪涛在致张春桥的信中写道：“我派遣人员潜入其中，固然存在风险，然而，我们仍毅然决然、小心翼翼地闯入了警备区。为了深入了解部队的情况，我们付出了艰辛而艰苦的努力。”
张春桥当时身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之职，审视完相关材料后，他敏锐地察觉到，此位置背后隐藏着对他构成威胁的势力。
游雪涛频繁与众多部队人员交谈，搜集内部信息，这让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深感不悦，他愤怒地宣称：“上海警备区内竟有一只伸向我们的黑手。”他所指的，正是游雪涛及其所谓的“游雪涛小组”。
昔日，张春桥与南京军区之间气氛颇为紧张。毛主席曾亲自协调，促成了许世友与张春桥的会面，指示张春桥前往许世友在安徽山区设立的指挥所进行拜访。许世友亦主动南下至上海，设宴款待我们，并向张春桥赠送礼物，以示改善关系的诚意。甚至有一次，他赠送了一只由安徽山区猎获的大豹，以彰显其诚意。张春桥将豹子安置于园中，我们众人亦品尝了豹肉。
如何处理游雪涛小组的问题？
我提出：“是否将他移交至市革委会的专案办公室处理？”那时，市革委会设有专案办公室，位于高安路。
张春桥表示赞同，进而提议道：“那么，便请游雪涛小组予以解散，永福路的项目亦应暂停，并请游雪涛转至市革委会专案办，担任领导要职。”此事亦是我主动出面与游雪涛商谈，他对此表示了首肯。
然而，即便他在“专案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周围的一群人依旧日日簇拥着他，活动频繁，难以驱散。张春桥见状，遂下达批示：“游雪涛同志与各方的联系过于频繁，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这显然是对他的警示。
游雪涛搞情报、绑架、插手的都是专政部门,又是军队,又是公检法,特别是插手公检法后,得罪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兼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分管公检法）。
王维国当时紧随林彪左右，与王洪文及我们之间的关系表面和睦，实则心怀芥蒂。他在延安中路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事搜集各类情报。然而，他却意外地搜集到了游雪涛小组的不法活动资料，这让张春桥深感事态严重。彼时，张春桥与江青的势力与林彪集团之间的矛盾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若王维国得以利用游雪涛的非法行为对张春桥发起攻击，无疑将使张春桥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察觉到游雪涛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张春桥遂下定决心，决定将游雪涛下放到劳动岗位，并指派我去进行协商。我深知此事的难度，毕竟无法将所有内情透露给游雪涛知晓。
1970年8月的一个清晨，我邀请游雪涛及其夫人吴X敏一同前往康平路小礼堂附近的贵宾室。面对游雪涛，我郑重告知：“春桥同志已作出决定，自明日始，你将接受劳动改造。”
“需在前往工厂劳动与前往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劳动之间作出抉择。”
劳动权的剥夺等同于职位被免，这让二人倍感愤慨，吴X敏更是情绪激动，泪流满面。他们未曾料想，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辛勤耕耘多年，最终却换来如此结局。
我强调道：“请你们务必做好后续安排，此事必须严格执行。”此外，我对他说：“我已派我的秘书张家龙前往你家两次，试图劝阻你举办此类大型活动。他在到达你家门前，透过窗户看到屋内灯光闪烁，似乎有人在交谈。等他敲开家门，却发现人已消失。我们并非间谍，也不涉及情报搜集，他是受我之托前来探望你。这种情形极为异常，你们为何要如此行事？我已两次劝诫，希望你们停止此类活动。我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关心而提出建议，但看来情况已经恶化，难以拆散。”
在那日谈话结束后，他们相继离场。归家之后，游雪涛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封充满愤慨之情的书信致张春桥。由于此信历来是通过张春桥的夫人辗转传递，故而这封信亦被送往文静手中。信封上清晰地标明“文静同志转张春桥同志”，并由吴X敏亲手递至文静处。
信中如此倾诉：“我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将永福路的人们推向身临绝境，如同受伤的猛兽，逃入密林，舔舐自身的伤口，蓄势待发。在信中，他对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等人表达了强烈的怨言，言下之意，是他遭到了这些人的陷害。”
张春桥览过此信，怒不可遏，斥责道此乃向无产阶级的最高领导机构挑战。
传出了游雪涛被下放到劳动的消息，然而他并未赴任，以身体欠佳为由，整日滞留家中，且日复一日，频繁向人诉说困境，不时抱怨。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渐浓，“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同情陈伯达，将自己与陈伯达的处境相提并论，感到二者颇为相似。
紧接着，便是针对“五·一六”事件的彻查。他未曾料到，在他身旁的这些人，在运动的风头之下，竟将他出卖。有人指控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深入研究了历史，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历来鲜有善终。无论是德国盖世太保的情报机构首脑，还是苏联的契卡、克格勃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结局莫不如此，皆因他们掌握的信息太过庞大。”
与此同时，他麾下的一众部属在“五·一六”运动期间，撰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并将其递送至王洪文手中。王洪文将这些材料汇总后，展示给了张春桥与我。一经览阅，我们皆感此人已是越陷越深，渐行渐远。
王洪文宣称：“必须将他逮捕，理由是他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文化大革命、同情陈伯达并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随后，王洪文指示起草了一份隔离审查的报告，此报告经张春桥批准。王洪文派遣民兵先行拘捕游雪涛的左右手，执行逮捕时，他们早已备好斧头，心中深知前途堪忧。
游雪涛被捕后，被拘押于市民兵指挥部。据我所知，游雪涛拥有两本笔记本，其中详细记录了“文革”期间他与众人交谈的情景，累积字数高达百万。张春桥在针对对游雪涛的隔离审查下达批示时指出：“切勿急于指出任何问题，应保持心态平和，以理服人，让他感受到这并非对他进行打击，而是为了帮助他理清问题，大家应积极配合。”
依据张春桥的指示，专案组展开调查，然而究竟能查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呢？最终，他却被持续拘押。具体抓捕了多少人，专案组并未上报，审查的深度也未透露。推测相关材料可能直接递交给了王洪文。
“经审查游雪涛案，现已终结，决定解除其隔离措施。”然而，报告并未提供具体结论，仅提议将其送至“五七”干校，并承诺每月发放生活费30元。
彼时，张春桥与王洪文常驻京城，对于该报告，他们仅是简单地予以圈阅，并未留下任何批示或意见。
“文革”落幕之际，游雪涛再次被拘捕，并最终被判处十五年监禁。彼时，他提出将先前被“四人帮”囚禁的三年多时间予以扣除，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在狱中，他度过了整整十八载时光。